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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积高

发布人:日期:2019-05-31 17:24浏览数:

      马积高(1925-2001),古代文学史专家。

生平简介:

1925年出生于衡阳;

1942年考入永兴省立三中高中部。

1944年考入省国立师范学院(现湖南师范大学)国文系;

1948年国立师范学院(现湖南师范大学)毕业,在衡阳私立含章中学任教;

1951年夏,任成章中学校长;

1956年,长沙师专任教;

1958年,任湖南师院(现湖南师范大学)古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,中文系副主任;

1978年恢复中文系副主任职务,并被评为副教授,次年任中文系主任。

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;

1985年被评为教授;

1991年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,并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;

1992年,主持国家八五重点项目《历代辞赋总汇》的编校工作;

1993年退休;

1996年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;

1998年获省委、省政府授予的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称号;

2001年逝世。

主要成就和著作:

出版著作

1、《赋史》 马积高著/上海古籍出版社/ 1987

2、《宋明理学与文学》 马积高著/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/ 1989

3、《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》 马积高著/湖南人民出版社/2002

4、《荀学源流》 马积高著/上海古籍出版社/ 2000-09

5、《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》 马积高著/中华书局/ 2001-4 /

6、《风雨楼晚年诗钞》 马积高著/岳麓书社/2007

7、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(上中下) 马积高,黄钧(主编) /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

8、《湘绮楼诗文集》(套装全5册)王闿运(作者),马积高(编者) /岳麓书社/ 2008

9、《历代辞赋总汇》马积高(主编)

发表学术论文

1、《论宫体与佛教》马积高《求索》1990-12-27

2、《历代辞赋总汇》前言 马积高《中国文学研究》2002-03-30

3、《清代雅俗两种文化的对立、渗透和戏曲中花雅两部的盛衰》 马积高 《西北师大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 1994-04-30

4、《略论王闿运其人与其诗》 马积高 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85-04-02

5、《读<历代赋汇>明代都邑赋》 马积高 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99-01-30

6、《明代中期学术思想的变化和诗文复古运动》 马积高 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86-07-02

7、《理学与桐城派》 马积高 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93-07-02

8、《两汉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学》 马积高 《求索》1989-03-02

9、《清代骈体文的复兴与考据学》 马积高 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93-10-28

10、《略论赋与诗的关系》 马积高 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92-03-01

11、《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对散文的影响》 马积高 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95-04-30

12、《论赋的源流及其影响》 马积高 《中国韵文学刊》1987-06-15

13、《宋代士大夫的生活、思想风貌与理学、文学》 马积高 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88-10-27

14、《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——兼论唐代古文运动》 马积高 《求索》1982-03-02

15、《论党怀英与辛弃疾》 马积高 《求索》1993-03-02

16、《论王船山的<楚辞>学及其辞赋——兼论船山文学思想和创作的一个特质》 马积高 《湖南师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 1982-08-29

17、《战国文化的历史特点和屈原赋》 马积高 《求索》1985-06-30

18、《论唐赋的新发展》 马积高 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86-03-02

19、《李翱生平仕履考略》 马积高 《湖南师院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 1980-06-29

20、《论金圣叹的哲学思想》 马积高 《学术月刊》1990-12-27

21、《对中国辞赋的新认识——辑校<历代辞赋总汇>的一点感想》 马积高 《书屋》1995-02-15

22、《一个不应忘记的思想传统》马积高《船山学刊》2001-06-30

23、《编辑<历代辞赋总汇>刍议》马积高《文史哲》1990-05-31

24、《关于杨时——答王煜先生》 马积高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93-10-01

治学风格:

马积高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。我作为一位曾受过他耳提面命的学生,自然受益良多。但要我较全面地总结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,却深感力不从心。这里只能就他的治学特点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理解,以略表怀念之忱。我想,学术乃天下之公器,总结前人的学术遗产以惠溉后人,是学者的共同责任。因而,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来从事这一工作。

我认为马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之一,就是注重通观。所谓通观,首先是指对研究对象本身作比较全面的考察研究,其次是指对与研究对象相关的东西作不同层次、不同方向的考察、分析和比较。只有通观,才会有开阔的视野、独到的理解、恢弘的气势,也才能得到比较靠得住、比较经得起同行乃至后人反复检验的结论。司马迁所说的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,就是讲的“通观”二字。通观是史学家必须做的最基本的事情,然而又是一件最费力、最艰苦的工作。不全面占有史料,不阅读大量的原典,不长期坐冷板凳潜心仰观俯察、提要钩玄,哪里谈得上什么通观!观先生的著作,如《赋史》(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、《宋明理学与文学》(1989年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)、《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》(1996年湖南出版社出版)、《荀学源流》(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等,就真正体现了通观的工夫。这里以《赋史》为例。这部著作写成于1983年,四年之后,即1987年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(只是利用了三个假期加上别的零星时间),但实际上,早在青年时代,马先生就已在酝酿、准备。所以说它是穷马先生毕生精力之作,应不是夸张之词。这部著作,被誉为“千古赋史第一部”(1987年9月15日《古籍书讯》),其学术成就早已为学术界同行所认定。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部著作所体现的马先生“通观”这一治学特点。比如就什么是辞赋这一基本问题而言,前人早已根据楚辞、汉赋下过不同的定义。马先生并没从前人已有的定义出发,而是下大功夫全面考察了自先秦至清代的赋作,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。他认为,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具有合理因素,但弊在太滥;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的“赋者,铺也,铺采摛文,体物写志也”的定义也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辞赋作品。他在通盘研究的基础上指出,赋的形成主要有三种不同途径:(1)由楚辞演变而来的骚体赋;(2)由《诗》三百篇演变而来的诗体赋:(3)由诸子问答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的文赋。在以后的流变中,骚体赋和诗体赋变化较少,而文赋则有逞辞大赋、抒情小赋、骈赋、律赋、新文赋等嬗变。这一嬗变自先秦绵延至唐,直到宋代,赋体的发展才告停滞。这种来自全面考察的结论,我相信是经得起同行推敲的。在论述辞赋的发展历史时,马先生并没有仅仅对辞赋本身作静态描述,而是把它放在文学史、学术史、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下来加以考察、定位,并力图找出它与文学、学术、文化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。在《赋史》以后的研究中,马先生尤其重视对思想史、学术史同文学史交互关系的考察。他的《宋明理学与文学》、《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》等,都是着眼于思想史、学术史与文学史的关系探讨,是他通观特点的具体体现。

独立不群、不趋时随俗,是马先生治学的另一特点。独立不群,这本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人格品性。然而要做到独立不群,却谈何容易!独立不群的品性来自于深层次的独立思考,而非有意偃蹇反俗、标新立异。治学也是如此。一个有独立品性的学者,总是慎思明辨,反复权衡,不到深心孤诣,洞然于怀之时,绝不形之言,笔之于纸。他们既不会迷信古人、趋奉今人,但也不会刻意菲薄古人、跳脱今人,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,是则是,非则非,可从则从,不可从则绝不去凑热闹、赶时髦。刘勰说:“及其品列成文,有同乎旧谈者,非雷同也,势自不可异也;有异乎前论者,非苟异也,理自不可同也。同之与异,不屑古今;擘肌分理,唯务折衷”(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)是对学术独立精神的最正确的表述。马先生撰写的一系列专著,主编篇幅浩繁的《历代辞赋总汇》、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等,显然是以传统文化的整理者、继承者、弘扬者自任,与拨乱反正后要求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相一致。但是他在整理、继承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,始终也没有淡化自己的另一角色意识,即作为传统文化的鉴别者、批判者、摒弃者的角色意识。比如他的《宋明理学与文学》。写这部著作时(该书1989年由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),学术界对宋明理学所包含的合理性因素的挖掘较多,持肯定态度的较多,马先生却在肯定理学的某些合理因素之后,集中笔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严格的剖析和不留情面的批判。他认为理学是“宋朝重内轻外的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”;“理学家的这个‘存天理,灭人欲’也就是要符合被理学家弄得极端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,这就不仅窒息了人的创造力,也窒息了正常人的生机。其结果,要么就是使人成了像木雕泥塑一样的偶像,要么使人无法实践,只好矫情饰性,弄得言行不符,表里不一,成为伪君子、伪道学,而后者是大量的”;“理学的出现,虽有着历史的必然,却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不幸”;“如果说理学的整个体系中尚有某些可取的思想资料的话,那么,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则几乎难以找出什么积极的东西”(《宋明理学与文学·前言》)。又如他的《荀学源流》,他在阐扬荀子的“天人相分”的积极因素的同时,也把笔墨重点放在了对“天人合一”观点的剖析和批判上。他在《<荀学源流>成书有感并序》中说:

近数年来,天人合一之说声价日高,几乎雅俗共赏。雅士或倡导回归自然,俗人则奔骛相、卜。至于借之以张扬环境保护之说,其义尤严正。而天人相分之说,罕有人过问矣。窃谓天人虽相联系,其运行、发展规律亦有类似处,然不等同于合一。天人合一论者或以天知人,或以人测天,虽精粗高下不同,然非谬托鬼神,即多涉玄想。玄想之中,间有精义,究非科学,神学迷雾,尤当扫去。即以人与自然之关系而论,自古及今,亦未尝合一。古之洪水滔天与今之环境破坏,虽有在天与在人之别,皆不一之证。今固当使之协调,而不能自毁家园。然不知天人相分,致力于自然规律之研究,焉能规利避害,求之适宜之方?

这些观点,显然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考。其内在精神是崇尚民主,反对封建专制主义;崇尚科学,反对迷信。这既是对“五四”精神的继承和发扬,也是新时期文化反思要求的体现。然而,作者是在一般人讲得少或不讲的时候大讲特讲,于是便显得有点“不合时宜”。用马先生自己的话来说,这两部书是他的“孤愤”之作。我认为,他的这种“孤愤”,是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,基于一个学者的时代忧患意识,同时也是基于马列的唯物史观。

平实,也是马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。所谓平实,就是言必有证,不为空言;论必有据,不作泛论。直陈己见,不须假借;表述观点,简洁明白。平实是一种美,因为真理总是朴素的、实在的。平实的东西,看似朴拙,其实最需要功力。古人论作诗,有“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”之说,我以为也可以用于形容做学问。马先生曾亲炙于骆鸿凯先生,受章、黄朴学和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都较深,加之他本人终生勤勉,手不释卷,博览群籍,掌握了许多现代学科的知识,尤其熟悉史学,精通音韵训诂之学,因而学殖深厚,识见宏通。他谈问题的时候,说到大处,不会有拉人作证、捉襟见肘之嫌;说到细处,更常有画龙点睛、出精入微之妙。能出能进,能伸能缩,前瞻后顾,左右逢源。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之所以都有分量,原因就在于此。他的《赋史》,不仅是一部辞赋史,同时也涉及到历代的其他文体、政治制度、教育制度、文化思潮乃至宗教、音乐、地理、风俗等方方面面;他的《宋明理学与文学》、《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》,既是一部宋代到清代的学术史,也是一部宋代到清代的文学史;就是那看起来比较单纯的《荀学源流》,其实也是一部荀学研究史和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史。马先生在动笔写作之前,纵观驰望,无远不届;而具体着笔时,则要言不烦,惜墨如金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平实。唯有平实,才能由博反约,化繁为简,变难为易,以小见大;也唯有平实,才便于检验,经得起检验,历久而不汩没。

人物评价:

自我评价:

我已年过古稀,回顾平生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,即对青少年时期师支的期待一徇,殊觉有愧。立身处世,亦尝有随时顺俗之失,未能尽当。但可自慰的是,从来好学不倦,并力图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,有所开拓和前进,虽所得殊少,仍求之不止;个人名利之心,虽未能扫除净尽,然在关头,每能自甘恬淡;于个人恩怨、毁誉,亦能处之泰然,不以私害公。在个人生活上,我向无奢望,托身有所,衣食粗具,即怡然自乐;惟烟未能戒,酒未能除,茶不能淡,可谓三累;但既入暮年,何必自苦太甚,故均行其素。 (《马积高先生自传》)

社会评价:

“学风纯正而思想活跃,功底扎实而目光敏锐,在从容不迫的论述中流露出雄深雅健的骚心史笔。这是我对马积高学术著作的评价。在当代学人中,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者不多。” ……“由于码头的关系,马积高在国内学术界所占有的地位同他所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。北京某名校有一位读过《赋史》的名家曾对我说:‘马积高要是在北京,就不止这地位了。’我听了心中窃笑:真把马积高看小了。马积高的志向,岂是和并世学者争高论低?遇不遇,时也。 ”(吴龙辉《追忆马积高先生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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